其次看一下静心疗法。黄先生指出，“静心疗法由佛教禅定发展而来”（该书178页），不过，它仍然吸收了中国气功、印度瑜伽、西方催眠术和现代心理学放松疗法等大量内容。这些训练术中的共同特征就是通过某种特定方式使人的心理进入宁静状态，从而达到消除心理障碍、恢复心理健康的目的。在黄先生看来，“初级的静心可以起到放松肌肉和神经的作用，高级的静心则伴随着注意和意识范围的缩小，进入解离，达到杂念全消，心境清澈透亮的境界。”（该书178页）这种疗法较为适用于焦虑症、疑病症、癔症和心身疾病。
再次看一下领悟疗法。黄先生指出，“领悟疗法是由佛教慧学发展而来”（该书224页），但它必须结合现代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理论，因为“佛教没有详细论述心是如何‘制造’人间万象的，这个缺憾可以用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来弥补。”（该书225页）这种疗法一般是通过和病人讨论来找到其病灶，指出其症状是心理投射和置换的结果，属于主观臆想的产物。然后使病人明白“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道理，让他放弃一切无谓的努力，打破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条条框框，这就可以使他消除症状，达到心理健康的目的。
我们说，虽然黄先生这三种超越疗法在内容上略显庞杂，其理论梳理和技术整合有待进一步加强，但这毕竟代表了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一种努力，其对佛教心理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对它与现代心理学的整合还是取得一些成绩。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三种超越疗法对中国佛学研究内容的扩展和向实践层面的转化具有一定的促进和启迪作用。因此，对于黄先生这部著作我们应该从总体上至少在努力方向上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我们也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部著作还有一些不成熟或值得商榷之处。其中较为关键的是书中对一些佛学知识的理解或表述有一些问题。比如书中说：“佛教禅定既不怕魔也不求特异功能，而是追求虚无的感觉。这就是说，走火是不好的，特异功能也是不好的，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好的。”（该书107页）这里说佛教不怕魔和不求特异功能是对的，但说佛教“追求虚无的感觉”恐怕不甚符合佛教的本义。再比如，书中说：，“在佛教和行为主义看来，人是没有精神自由的，人的行为完全受外界因素的制约。”（该书120页）如果佛教真是否认人的精神自由，它为什么还要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呢？没有精神自由，怎么能够“自净其意”呢？又比如，书中说：“禅和定是有区别的。禅是专心地想一件事，定是什么都不想。小乘佛教有四禅四定，通过修习四禅可以使人进入色界四禅天，通过修习四定可以使人进入无色界。”（该书133页）很显然，这里对于“禅”和“定”的规定和对四禅四定的区分不符合汉语佛教的一般理解，佛教常说的“四禅八定”中的“八定”当然包括前面的“四禅”。因篇幅所限，我们不在此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可以参阅吴信如先生《禅定述要》（民族出版社，2002年）对禅定的界说及一些佛教工具书上的定义。象这样的情况在这部著作中还有一些。
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们用“大醇小疵”来概括对于黄先生这部著作的把握。这些认识和把握若有不当之处，需请各位方家和黄先生指正。（刘东超）
